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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文提及過的私募人壽保險，在英國是一種非常普及和受歡迎的個人理財工具，通常稱為「Life Bond」或「Investment Bond」，主要在於兩大特點：
第一，常用投資工具如股票、基金、債券等，在買賣獲利的過程中，需要支付高達20%的資產增值稅（CGT）或45%的個人所得稅（Income Tax），導致在累積期間，回報率變相打折。而通過 Life Bond 進行投資，由於資產普遍在海外保險公司名下持有，買賣投資過程中的收益或增值，均無需課稅，在這種「Gross roll-up」情況下，複式效應會令這項工具在長線投資時有更明顯的優勢。
第二，在英國現行一項稅法（S507 ITTOIA 2005）下，保單持有人可以在保單生效後，每個年度提取已付保費的 5% 而無須即時繳納任何稅款，最多可以提取20年，沒有提取的「額度」還可以累積，兼具創造現金流、延遲交稅和提高投資收益率三大優勢。這樣吸引的保險產品，在稅制嚴謹的英國，當然不可能沒有相應的反避稅政策（Ant—tax Avoidance rules）。
以下分享一個在英國2013年非常有名的案例，「主角」在沒有足夠的理財建議下，因為在提款時「剔錯」一個選項，做成巨額稅款責任而損失了自己大部份的積蓄。
這個案例名為 Lobler v Revenue and Customs [2013] UKFTT 141 (TC)，「主角」羅布勒先生（Mr. Lobler）本身是一個荷蘭人，在2004年時舉家搬到英國，在2006年，以賣了荷蘭住所的「終身積蓄」，加上在私人銀行融資的方式，以總額140萬美元買了一張離岸 Life Bond。
在緊接下來的2年內，出於買樓的計劃，羅布勒先生進行部份退保，在填表時，選擇了從所有保單部份退保（partially surrender across all policies from specific funds）的選項，提取剛好140萬美元。
羅布勒先生當時認為，自己只是提取了投資時的「本金」，沒有任何應稅的收益，理應沒有任何稅務責任。可惜的是，英國稅局HMRC卻跟據上述稅法（S507 ITTOIA 2005）的第九章，向羅布勒先生徵收等值於56萬美元的稅款，令他在償還銀行融資後，只剩下16.5萬美元，遠少於他實際保單的收益和本金（事實上在完全退保後他還有少許虧損），最終法庭亦在遺憾中”…thus with heavy hearts we dismiss the appeal”判他上訴無效。
究竟在這「明顯不公平的結果”remarkably unfair result”」背後，是什麼稅例原則做到這「剔錯」的結果呢？
